跟着媒体报谈的增加，中国人人对于同性恋的话题已经不再目生，同性恋东谈主群也缓缓浮出水面。1但是，国内针对这一为数不少的特殊东谈主群所进行的严谨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历历。由于同性恋问题病理化影响的树大根深，2中国的同性恋研究仍然执迷于规画同性恋的成因，甚而包括一些泛泛受到好评的学者。3对同性恋的性质、成因、条款和影响的不同看法，基要主义和建构主义两派争论了几十年(Epstein，1987；Risman & Schwarz，1988)。比年来对“同性恋基因” (LeVay，1996)的研究认为，同性恋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孕育了基要主义论点的阵容。“同性恋天生”的论调在政事层面颇具实用价值，同性恋东谈主群和社区能够以此来争取对等的权益(Plummer小77论坛文学欣赏，1998；D’Emilio，2002)。

笔者认为，同性恋表象的社会推崇理论终点产生的社会影响，才是一个信得过具有社会学道理的研究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应该重在研究同性恋“身份认同”(identity)。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始于以米德和库利为代表的记号互动论，其后发展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范围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身份研究的焦点从个体身份转向群体身份，尤其是对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度身份的研究。身份是社会建构的，在社会动员的经过中演出了要紧脚色(Cerulo，1997)。作为对性别身份认同(gender identity)研究的补充，对于性身份认同(sexual identity)的研究，稀零是对于同性恋者等“性少数派”身份的发祥和道理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关注(D’Emilio，1983；Katz，1995；Seidman，1996)。同性恋身份认同是特定历史条款下的产物。咫尺研究同性恋身份，一方面需要磨练这种身份的形成和变化与现代中国经济、政事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同性恋的身份形成对于各种社会诞生，尤其是婚配、家庭、宗教、造就以及相关社会战略的影响。本文就是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启程，以笔者在成皆市所进行的境界视察为例，4探讨土产货语境下男同性恋者6种身份的演变，以期从中折射出中国社会发生的稠密变迁。

一、身份认同：在中国的语境下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在西方社会漫长历史时期的绝大大皆时候，同性恋仅仅作为一种性活动方式存在。正如Gore Vidal指出的那样，从来莫得同性恋者或者异性恋者这样的别离，有的仅仅同性之间或者异性之间的活动(Katz，1995序言)。与西方相似，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交融，强调其作为活动、倾向和偏好的一面，并不认为它具有内容的性别道理；换句话说，只好同性恋的活动和偏好，莫得同性恋的身份(Hinsch，1990)。同性恋的活动自古有之，且广泛存在，但是同性恋的身份却是社会建构的，是一定社会条款下的产物。建构主义认为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形成是“成为”(becoming)同性恋者经过的一部分，尽管由于“标签”的作用，东谈主们容易把这照旧过约化为“生为”(being)同性恋者(Plummer，1981)。按照Troiden (1988)提议的守望模子，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完成时时要资格4个阶段：身份感知(sensitization)、身份认同勾引(identity confusion)、身份认同预设(identity assumption)和身份认同固定(commitment)。需要指出的是，同性恋身份认同(为行文便捷起见，以下将身份认同简称为身份)的形成不是线形发展，步步相随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之间往来舞动，时快时慢。对于不同的东谈主来说，各个阶段的资格也会有所不同。

在笔者的研究中5，许多同性恋者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同性对于他们的眩惑，尽管这与他们其后设立同性恋的身份有着要紧的关系，但他们更多的是从欲望和活动的角度讨论我方以前的资格。尽管绝大大皆同性恋者并非恰当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但其中有些访谈对象的确谈到儿时发生的一些与传统性别模式不一致的活动。比如瑜在穿衣打扮上常走中性道路，他对此并不合计有什么不好。

“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像女孩一样的男生。家里并莫得给我施加什么压力……男孩应该有个男孩样，咱们家不兴这一套，是以我就按照我方的模式长大了。中学的时候，和周围就有些扞格难入，因为那时班里的同学的性意志运行觉悟，我嗅觉我方有点不落俗套。”

阿文的童年不是在成皆渡过的，他的资格更稀零一些。笔者真实无法把坐在眼前的这个毛发浓密、须眉气十足的年青东谈主和一个哭着嚷着要穿裙子的小男孩接洽在沿途。

“小时候，我穿裙子。才三、四岁，我闹，妈，为什么我不行穿裙子？夏天的时候，那些女孩子穿裙子那么漂亮，我说我也要穿。爸妈可能就拗不外，因为我是独子，就给我买了裙子。我就衣服裙子在通盘村子皆走遍了。他们当今看到我，还说，你记不记起你小时候穿裙子？我说不要说了，我会难为情的。”

对笔者而言，两个访谈对象的父母对孩子背离性别模式活动的容忍和放任，似乎比这样的活动自己更赞佩。

许多访谈对象也讲到他们在芳华期对好友或者同学产生的相貌的依恋。强很小的时候就对比我方岁数大的男生怀有性的眩惑。

“我一直就知谈我方和正常东谈主不一样。当我接近那些我喜欢的男生，我对他们就会有很蛮横的嗅觉，在月朔的时候.和我的一个室友，咱们的床是挨着的。咱们时常睡在沿途。我记起咱们两个那时皆很兴隆。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生很要好，他看起来比同龄东谈主老练了不少。咱们时常沿途玩。若是我看见他和其他东谈主沿途，我就会有受伤的嗅觉。”

对我方最佳的一又友的情愫，让成成合计终点勾引。

“东谈主们皆说这是一种本能，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莫得这种本能。以前，不知谈有gay这个词，也不知谈有这个圈子，完全千里浸在对于某个东谈主的喜欢里面，许多年，从小到大。当有一天阿谁东谈主告诉我他交女一又友的时候，我合计稀零肉痛，一阵肉痛，我不满，我就走了。阿谁男的把我作为最佳的一又友，我很反常，我就走了。在阿谁时候，我才斯须意志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说这东谈主在我心目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演出过一个什么样的脚色。这东谈主在我心中，我放不开，和其他女性男性一又友皆不一样，放不开。”

成成对自我身份的勾引，正如Troiden (1988)提到的那样，青少年更容易在猖狂的幻想而不是试验的性造就中达到对自我身份的领路。

彪哥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已经到了1990年代，尽管他已是这方面的老手了。他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早期一直在戎行入伍和服务，彪哥追究起阿谁年代他在戎行里和许多军东谈主发生过的性的关系。

“我莫得预见在戎行里会这样费劲。可能是因为太苦的起因，我稀零需要和什么东谈主在沿途。阿谁士兵那时负责连队的食堂，咱们两东谈主皆单独住，是以咱们每周皆会作念一次。我怀疑队里另外两个士兵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是以有天晚上我就溜进他们的宿舍，我触摸了其中的一个，他也莫得不平，而且很裁汰，我想他驯服早就有这样的资格。我其后到军校念书，又和其他两个东谈主保合手了很万古期的关系。”

谁也莫得议论过他们所作念的事情，尽管彪哥这些年一直皆是光棍，他的那些性伙伴在离开戎行后皆受室受室了。

延庆生长在一个浮泛的农村，到成皆打工，过上了村里东谈主终点颂赞的好生活。他工场里的共事绝大大皆皆是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莫得资产和契机去接近成皆土产货的女东谈主，于是工东谈主之间就相互匡助照顾性的需求。

“我1996年来这里，贯通一个咱们厂的，很喜欢他。两东谈主仅仅在沿途手淫，他对我驯服莫得什么嗅觉，他其后耍女一又友，就离开了。前前后后有一年多。那时咱们还有一个小师弟，我驯服不喜欢他，但我休眠时他要挨着我睡，那时他才十六、七岁。其后对他有嗅觉，已经是三、四年后，当今他对我又莫得嗅觉了。他的阿谁女一又友照旧我匡助先容的。我对他一直是昆仲相貌多一些，两个东谈主是师昆仲，而且念念维方式也差未几，跟他当弟娃的嗅觉多少量。1998年的时候，我带了个学徒，他比我大7岁，那时他就30岁了。运行莫得什么嗅觉，其后渐渐就稀零有嗅觉了，稀零深，但我合计他对我不是很在乎。”

彪哥和延庆的那些性伙伴可能从来皆莫得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活动界说为同性恋活动，而仅仅照顾性需求的一种便捷的办法。由于同性恋活动在上述场合中并莫得稀零标志出来，正如两个访谈对象所述的故事那样，这样的活动可能比东谈主们所预到的要广泛得多。

对男东谈主产素性的嗅觉，天华合计很自在。但是，天华认为喜欢一个男东谈主和同性恋者之间是有着较着各异的。

“喜欢同性，我合计这个应该是天生的，从小是这样。最运行是拖拉的。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同学，从恋爱的角度算是暗恋。他可能不是，我也莫得向他表白过。咱们是很好的一又友，曾经睡在一张床上，但是莫得……就是拥抱一下良友。同性恋这个词是在高三时候外传的，同学有时也会谈这个问题，谁谁是同性恋。我那时合计离我还比较远处。(你合计我方不是同性恋吗？)喜欢同性和同性恋我那时合计还不太一样，因为阿谁时候，友谊的身分占一半，拖拉的爱恋的嗅觉占一半。人人在沿途，一又友许多，跟同性恋那种要居家过日子的照旧有鉴别的。”

天华的这种看法在同道当中并不稀有。对他们来讲，同性恋活动自己莫得问题，有问题的是接受一个同性恋的身份。笔者在视察经过好听到的最赞佩的是海松的故事，它很好地说明了活动和身份在土产货语境中的冲突。

“一天傍晚，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年青东谈主。他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我就试图找他搭话。咱们讨论半山坡上的阿谁发屋里的姑娘。我问他去过阿谁所在莫得，他说他没钱去破钞姑娘。他问我受室了莫得，我说没，然后他问我是奈何照顾我方的‘问题’的，我莫得回答。他就说，没准咱们可以相互照顾。那正中我的下怀。我就把他带到了我住的所在，他说他不介意在咱们上床的时候作念女东谈主的脚色，让我作念他。这个关系合手续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住的所在，我想咱们沿途看点毛片驯服更专门念念，他从来莫得看过这些东西。当他看片子的时候，出乎我意象的是，他不但没合计更爽，反而完全莫得了作念爱的风趣。他似乎意志到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没说就离开了。他从此再也没来过，也莫得跟我再接洽。”

海松故事里的年青东谈主认为若是莫得异性，两个男东谈主之间发素性活动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东谈主的人道使然。关联词，同性恋“毛片”的内容让他忽然在“他作念什么”和“他是什么”之间看到了某种接洽，恰是这样的接洽把他给吓跑了。

这些同性恋男东谈主的故事为咱们交融现代中国男性同性恋表象提供了要紧的痕迹。其一，不管他们若何交融他们的活动，同性之间的性活动在中国东谈主的日常生活中并非那么稀有。彪哥和延庆的故事稀零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陈述了未被标志的同性性活动最常见的模式——它发生在一又友、同学和共事之间，尽管悉数确当事东谈主未必就自我认定为同性恋者或者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活动界说为同性恋活动，因为同性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时常会有更多体格接近和情愫发展的契机，比较异性之间的战争时常受到严格的监视和限制，同性之间的性活动可能会更容易发生(Evans，1997：104)。

其二，同性恋男东谈主，至少是笔者访谈过的一些东谈主，有一种把同性之间的眩惑“天然化”的倾向。这倒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是同性恋者，而是他们认为同性的爱慕是一种天然的抒发，不管他们是否接受同性恋的身份。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拒完全性和性别作基要主义(essentialist)的解读(Brownell & Wasserstrom，2002；Louie，2002)，是以瑜和阿文在年幼时的那些背离性别范例的活动能够被父母容忍，甚而放任。与此同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性活动的内在价值并不作念评判(Chou，2000)，这就是一般人人对同性恋表象不柔软和不敏锐的要紧原因，不管对于成成和天华那样仅仅停留在情愫上，或者对于强和延庆那样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体格战争。需要指明的是，这些男东谈主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接近“身份固定”的阶段，他们认为同性恋身份是合理而灵验的。因此，他们更容易认为同性恋身份是纯正天生和完全正常的(Troiden，1988)。

其三，正如有些学者(Adam et al., 1999)指出的那样，发生在同性之间的相貌在许多文化中并不一定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身份。由于中国历史上就短少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别离和对性的基要主义的交融，同性恋活动未必就能促进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发展，即等于在20世纪初期西方的性学传入中国以后，民国时期对于同性之间性的眩惑也不是完全顺从“同性恋身份”的成见来交融的(Sang，1999；2003)。恰是在这个道理上，尽管天华意志到而且能够自在面对我方对同性存在的性的嗅觉，却对承认同性恋的身份感到很不稳固，是以他强调同性恋欲望和同性恋身份之间是有着了了的界线的。一样的道理道理，海松故事里的年青东谈主对同性之间的性活动有着洞开的派头，但他完全不行接受被认定为一个同性恋者。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对同性之间的欲望合手一个驯服的派头并不一定会导致对同性恋身份的积极认同。但是，对今天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讲，要把欲望和身份截然分开已变得越来越遏抑。中国的传统曾经能够让一个有同性恋欲望的男东谈主依然具有异性恋的身份，正如下文将要规画的那样，跟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迁，这个传统已经渐渐失去现实道理了。若是不经过稀零的抵挡和斗争，一个男东谈主很难让我方的同性恋欲望和但愿领有的异性恋身份配合在沿途，其成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男东谈主主动弃取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从而把欲望和身份完全搭伙。

二、城里的“飘飘”：成皆市土产货的同性恋者身份

现代老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工业化、官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稳当的个东谈主支属关系的权贵变化，为同性恋者围绕他们的性取向组织个东谈主生活，驯服同性恋身份创造了客不雅条款(D’Emilio，1983；D’Emilio，1998；Adam，1985；Greenberg，1988)。尽管西洋的社会和文化为同性恋身份的历史建构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语境(Adam，1999)，这种趋势跟着全球化的措施运行穿越国度和文化的界限。强调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日益趋同，Altman(1996, 1997, 2002)提议源于西洋的现代性的全球化促进了具有普世道理的同性恋身份和“共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在他的文章中，Altman稀零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雨后春笋的年青东谈主被眩惑到中国南边的那些新兴的皆市中，解放地过上了同性恋的生活方式。6在他看来，这恰是阛阓经济的发展和性身份的全球化的势必圮绝。Rofel (1999) 1990年代末期对北京市一个同性恋沙龙的研究标明，在跨国的同性恋鸠合的影响下，许多男同性恋者已经接管gay的身份认同，但是，她并不救济Altman对于“同性恋身份全球化”的论断。她争辩谈，“文化的公民权”，或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包摄感，使许多同性恋者把追求家庭和社会融合相处作为在中国抒发和扩展自我身份的基础。因此，从西方引入的gay的理念，并非径直为中国的同性恋者提供了一种可以照搬的身份模式，仅仅让他们领有了一个进行认同的空间，但这种认同是设立在他们对中国脉土文化中同性之爱交融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一个对西方的gay身份在中国语境下原土化的尝试，Chou (2000)聚首磨练在三个不同华东谈主社会中——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同道”身份的建构。他强调“同道”身份的建构带有很重的中国文化的钤记。

笔者赞同Rofel提议的西方的gay的成见为中国的同性恋者提供了身份认同的空间而非径直照搬的身份模式，但是紧接着的问题是，若何使土产货固有的具有对照道理的同性恋活动或者身份的模式，能够对源于西方的gay进行认同。尽管Chou认为“同道”是中国脉土的同性恋者的身份，但这一称谓试验上是香港的同性恋畅通活动家在不久以前创造的。在笔者看来，“同道”并不行完全算得上一个中国脉土固有的同性恋身份，而是对于西方gay身份原土化的产物。笔者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成皆土产货的“飘飘”身份，一个在“同道”身份出现以前就被土产货部分同性恋者接管的身份。在笔者看来，“飘飘”身份在土产货的同性恋传统和现代西方“gay”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同道”身份之间演出了一个关节的承前启后的脚色。

成皆土产货的同性恋身份，最早是出当今一群被称作“飘飘”的男东谈主身上。在当地住户的刻板印象中，男同性恋者老是在不同的聚合阵势之间飘来飘去，“飘飘”因此得名。这个称谓隐含的道理就是那些同性恋男东谈主一辈子也无法迁延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飘飖一世，同性恋者我方也就接受了这个称谓。若是说“飘”这个动词刻画了东谈主们遐想中同性恋者特有的一种生涯状态和活动特征，“飘飘”这个称谓就把这种活动特征东谈主格化了。但是，“飘飘”这个词较着是用作名词，或者说得更径直一些，它成为了一个身份的称谓。既然“飘飘”意指同性恋者，其他派生的词汇也就在成皆的同性恋者圈子内流行开来。同性恋者聚合的所在是“飘场”或者“飘市”(就像在阛阓中找寻合适的方针一样)，只好圈里东谈主才昭彰的语言叫作“飘语”。“飘”的本意是一个不足物动词，土产货的同性恋者却把它作为及物动词使用。比如要“飘”某东谈主，就是想贯通某东谈主并与其发生某种关系。此外，“飘”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刻画刻板印象中与同性恋者接洽在沿途的活动活动特征。

Chou (2000：23)在阐发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性恋活动时提议了两个要紧的不雅点。第一，“刻画同性之间性活动的称谓，一般是从社会而非性欲的角度来表述的。”第二，“最要紧的，悉数的这些示意同性性活动的称谓皆莫得强调一种固定和内容的东谈主格。”若是咱们用Chou对于同性性活动的不雅点来交融“飘飘”，第一条是正确的，因为“飘飘”一词恰是强调同性恋者的社会特征，而不是他们的性欲特征。在好意思国，gay这个词自1940年代以来成为最为常用的意指同性恋者的词汇。在它以前，还有许多其它的词汇，比如queer，fairy和trade等等，也被用来指同性恋者。尽管这些称谓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指向不同的主体，它们皆侧重于推崇性和性别(Chauncey，1994)。正如“飘”一词贴切地标明同性恋者无法迁延地过正常东谈主的生活，只可飘泊终生，“飘飘”的称谓对应的是正常而褂讪的异性恋家庭生活，而与性或者性别莫得径直的接洽。这正好印证了学者对于中国性别不雅念的要紧不雅点，即中国传统社会对性别的交融老是植根于家庭结构和社会脚色的不雅念之中，更胜过强调性别自己的剖解学和生物学各异(Brownell & Wasserstrom，2002)。家庭是形成性别不雅念的主要阵势，不仅响应在那些正常性别身份的形成，对于“飘飘”这样的非正常和有问题的性别身份，也一样如斯。对于Chou的第二个不雅点，笔者就不行完全赞同了。诚然飘飘未必和其他东谈主有着内容的不同，但它的确显现这群东谈主和其他东谈主存在社会属性和心思特征上的各异。背离了异性恋的“正轨”，“飘飘”们丧失了异性恋家庭的根基，只可生活在飘摇(diaspora)之中(Fortier，2002)。由于莫得任何一个社会诞生能够采取同性之间的欲望，他们注定只可被“放逐”在社会的角落。从这个道理上讲，“飘飘”成为土产货同性恋者的一种身份，它不仅示意同性恋的活动倾向，而且是对异性恋家庭轨制的反叛。根基的丧失是“飘飘”身份的要紧组成要件。

按照东谈主们对于“飘飘”的刻板印象，他们莫得才略守护一个历久的褂讪关系。“绞东谈主”是成皆“飘”语中的一个说法，“绞”痛快指纠缠在沿途，四川方言中也有迎合在沿途的道理。若是咱们说“绞东谈主”，字面的道理是但愿和某东谈主纠缠在沿途，也就是但愿和某东谈主沿途生活、同居。但是，在土产货的语境中，“绞东谈主”一词具有稀零的内涵。身为土产货一个“资深”飘飘”，劲雄作了如下“巨擘”的解释：

“在成皆的同道7圈子除外，一般情况下，佳耦迎合、受室，皆不会用‘绞东谈主’这个词。若是某东谈主有了婚外情，或者两东谈主的关系不被人人所认同，或者发生两东谈主关系确事主不被人人所认同，就会用到‘绞东谈主’这个词。很较着，‘绞东谈主’这个词几许带有些贬义的身分。同道圈子里习习用“绞东谈主”这个词，我合计有两层道理在里面：其一，这是人人对非郑重关系的一种刻画，是以同道也这样用；其二，这既是一种自嘲，更是对不褂讪关系的无奈。”

自拍

在以前，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只然而瞬息和非郑重的——最有可能是作为婚外恋和性荒诞的一种理论。刻画同性恋关系的用语，“绞东谈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标明追求历久褂讪的关系在圈子里是不受饱读吹的，因为这种使命恶名的关系给两边带来的社会成果是相称严重的。通过挖掘“绞东谈主”一词在土产货语境中词义的内涵，咱们可以遐想同性恋关系的社会含义，它跟着期间的变化，也从以前暗含“破损”异性恋家庭关系的负面道理，向着当今组建同性恋历久伴侣关系的正面道理的转机。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运行冲突“飘飘”的宿命，弃取“绞东谈主”，向社会展示他们一样能够设立和发展合手久的伴侣关系。在媒体不断的报谈下，老赵和老钱成了成皆、甚而是全中国最出名的一双同性恋伴侣。2005年6月，天国酒廊8为他们举行了相伴20年的庆祝晚会。在现场近百名不同庚岁的来宾眼前，老赵回忆起阿谁改变了他一性气运的夜晚。

“我和以往一样在阿谁公园里面散步。我看见了A先生也在那里。他是成皆的一个川剧名角，但是莫得东谈主招待他，因为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我这一辈子皆不会健无私从他的眼里看到的一切——懒散、孤单和心事。那一刻，我发誓我完全不行像他那样终其一世，我下定决心要寻找一个东谈主共度此生。”

1985年的冬天，老赵和老钱在文化宫再会。除了相互之间的眩惑外，两东谈主发现他们皆有着一样一个追求——“找寻伴侣共度东谈主生”。老钱阿谁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学老师，为了和可爱的东谈主在沿途，他离职到了成皆。从此以后，这对“飘飘”无谓再飘来飘去了。

“飘飘”身份的建构是和“飘场”邃密接洽在沿途的。飘场就是“飘飘”寻求性欲舒服和发展外交鸠合的所在。鸿生很早就是成皆“飘飘圈”里的“名东谈主”了，他告诉笔者1980年代他我方在飘场的资格。

“我不到20岁就公开我方的身份了。阿谁时候我在成皆贯通许多东谈主。咱们有‘飘市’，一个在后子门，另一个是市内一个公园里面的茶园。后子门是一个街心花坛。阿谁时候，白日在公园喝茶，晚上就到后子门去找一又友。”

林涛是在去北京的一次旅行中发现同性恋聚会的阵势的。回到成皆后，他就运行找寻土产货的同性恋者活动阵势，况且一发不可打理。他的叙述极好地标明了飘场对“飘飘”意味着什么。

“你让我晚上不外出，我就有点坐卧不安，然后就运行出去。我嗅觉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掀开了。以前莫得鸠合，甚而手机和电话皆莫得的时候，只好靠到阿谁所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你要去找到什么，关节是你到那里去看，有你的同类在那里，你的心里好像就扎实一些，试验是找一个认同。转一圈，莫得找到的话，就且归了。”

飘场的资格对于鸿生和林涛以后的东谈主生谈路至关要紧。鸿生在飘场贯通的一又友十多年后成为他经营的天国酒吧开门后的第一批来宾。林涛在飘场贯通了他当今生活中的同性伴侣，他们在沿途已经生活了10年。

鸿生提到的那家有名公园内的茶园就是一个“飘场”。其实，成皆许多“飘场”皆是位于茶园里面。到茶室喝茶是成皆土产货最引以为豪的要紧民俗之一。在对成皆街谈文化的历史研究中，Wang (2003：44)稀零强调了茶室在成皆东谈主日常生活中的要紧作用。“兼具交易和家居双重用途，茶室是成皆社会情面的缩微图。了解茶室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事脚色，对于咱们交融成皆的社会终点有匡助。”

茶室是成皆土产货最常用的外交阵势，土产货住户时常光顾茶室。作为社会空间和失业阵势的成皆茶室有其特有的个性。Wang的研究标明，不管经济景况如何，到茶室喝茶是土产货各个阶级人人皆喜爱的失业方式。人人在茶室里面享有相称的解放，且少有干预。

和其他土产货住户一样，“飘飘”也喜欢到茶室喝茶会友，只不外一般聚首在特定的几个茶室。这些所在经过理论传播，也就渐渐有了“飘场”的名声。越来越多的“飘飘”茶客往那几处所在扎堆，同性恋东谈主群的人人空间就在茶室里面产生了。成皆有一座有名的释教古刹里就有这样一处茶园。在普通东谈主的心目中，这座古刹要么是个宗教阵势，要么是个旅游景点，可“飘飘”提到古刹的时候，一般指的就是里面的那处茶园。底下是小曾向笔者刻画的在古刹茶园里的典型资格。

“你去过那里莫得？里面平时东谈主许多，当今天气不好。同道皆爱到那里去喝茶，周围的东谈主也知谈他们是同道，莫得东谈主用奇怪的眼神看你，你就合计终点稳固。和其他东谈主坐在沿途，你不会合计我方有什么不正常。”

“若是咱们在其他所在和一又友碰头，我一般会弃取那些看起来不女性化的一又友，然后咱们在沿途碰头聊天，但是言语的声息不敢太大。但若是你到那座古刹里，许多同道言语和开玩笑的声息皆终点大，他们不怕被其他东谈主听见。例如来说，若是我有一个一又友有点女性化，或者推崇出很较着的同道特征，若是他走过来打呼叫，咱们会邀请他加入到咱们。既然悉数东谈主皆知谈这群东谈主是同道，咱们就少量不留心。”

木木是一个在成皆念书的大学生，和我方在东部的家乡比较，木木认为成皆“飘飘”扎堆的茶室是个好玩而且特有的所在。

“同道在那里和主流社会是完全浑然一体的。在成皆，同道和非同道相互不逃避。那家古刹里面喝茶的同道少量也不躲着、遮着，他们高声讨论同道的事情，用飘语眉来眼去，相互叫瓜婆娘(笑)。这和咱们闾阎那里很不一样，在阿谁城市里，没东谈主敢公开这样。”

“飘飘”在茶室里结交一又友和发展其他的社会关系，也为那些新东谈主融入土产货的圈子提供了便捷的渠谈。他们顺从我方的亚文化章程，说的是只好圈内东谈主技艺交融的“飘语”，共享相似的风趣和爱好，从而组成一个特殊的“记号的鸠合”(Higgins，1999)。集体出当今这样的场合下，茶室里的“飘飘”形成了一个社区。

小曾和木木皆提到了在茶室里同道所作念的“性别的演出”，招摇的音容笑颜，在茶室里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而是得到饱读吹的。正如Michael所说的那样：

“这个圈子并不完全甩掉女性化的气质，我想这和土产货文化相相关。例如来说，同道皆喜欢‘儿气’9。然而不管一个同道是何等的儿气，在某些场合下，不管是为了忻悦照旧人道使然，他也会成心女里女气，就像在演出一样，这终点赞佩，是可以演出的，性别带有玩耍的身分。这也许是我个东谈主的不雅点，但我的阐发为这是土产货文化的一部分。”

Michael对同道在茶室里专门志地颠覆传统性别模式活动的刻画，很好地说明了性别“演出性”的内容和性别界限的“婉曲性”(Butler，1990)。

成皆茶室里同性恋东谈主群的人人空间有三个稀零权贵的特性。第一，“飘飘”在茶室里莫得躲隐藏藏，而是出当今令人瞩目之下。通过专门志的“飘语”的哄骗，或者较着的性别演出，茶室的特定区域被“潦草化” (queered)。既然茶室属于人人空间，“飘飘”辍毫栖牍，光明正地面出当今这个阵势，某种进程上，他们算是自我“公开”了。笔者赞同Chou(2000)的看法，“coming out”10和“in the closet”11等成见在中国语境的适用是有问题的。但是，Harry Britt说过，“当同性恋者散步在茫茫东谈主海之中，他们就不是同性恋者了，因为莫得东谈主稳重他们。”(引自Castells，1983)茶室成为“飘飘”集体亮相、公开抒发性向的阵势。Wu(2004)系统研究了清代“同性恋风俗”盛行的情况。诡秘社会的文东谈主、官员和商东谈主时常聚合在剧场为各自喜爱的演员壮胆。在这一场景中，带有同性恋意味的抒发是公开而不是“地下“的。和阿谁年代看戏一样，喝茶是成皆的民风，人人空间的形成和“飘飘”身份的构建就和这一土产货的民风邃密接洽起来。

第二，尽管同性恋东谈主群一般聚合在茶室里的特定区域，但他们在茶室里和社会大众是整合在沿途的。周围坐着其他的茶客，“飘飘”对于我方的身份很自在。由于同性恋者的欲望，活动和疏通被主流社会所甩掉，他们时常资格内心和社会性上的“异化”(alienation)。“来自社会的漠视和自身的阴事性在同性恋者的自身的‘异化’和社会‘角落性’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并不断延迟和内化。” (Ingram et al., 1997：29)“飘飘”在茶室的集体出现，不必暗藏我方，从而冲突了导致“异化”的心思怪圈。同性恋东谈主群对人人空间的要求，在茶室里得到了其他茶客的认同，坐在普通东谈主中间，“飘飘”们不再合计我方“极端”了。

第三，许多访谈对象认为成皆土产货文化对同性恋稀零包容，是形成以茶室为代表的大众和“飘飘”温情共处的同性恋人人空间的要紧原因。土产货文化对于同性恋人人空间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冷落的作用。尽管沈阳同性恋者的生活环境十分重荷，但每逢周末在广场上进行扭秧歌的演出，不少同性恋者易装后和其他参与者沿途演出，周围的群众习以为常，成为公开和正当寻求人人空间的一个路子。12一样的道理道理，成皆土产货喝茶的习俗和茶室里相对解放的氛围，让“飘飘”的性别各异在茶室这个人人空间中得到了公开的抒发。笔者的研究显现三个土产货文化因素——历史上的文化多元性、土产货的宗教以及赞佩失业文娱的皆市文化——对于成皆相对宽松和公开的同性恋生活环境有着要紧影响。13

那些在飘场公开活动的“飘飘”是成皆同性恋东谈主群中最显眼的一部分东谈主，但是这部分东谈主在土产货同性恋社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绝大大皆同性恋者并不认同“飘飘”的身份模式和生活方式。除了同性恋自己的社会恶名除外，“城里的飘飘”带给东谈主们的不良空想也让许多同性恋者和那些招摇过市的“飘飘”保合手距离。Ian就终点看不惯那些在飘场活动的“飘飘”们。

“我不知谈你明不解白我的道理。我说的是成天冥顽不灵，在飘场浪荡竟日的那些东谈主，他们活动活动成心搞得很C14，不磋商改日，莫得朴直的做事，仅仅厚味懒作念，萧索时日。主流社会终点瞧不起他们。”

领有一份可以的做事，过着正常的生活，Ian自我认定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他不想和那些“飘飘”们有什么往来。那些不到飘场活动的同性恋者和Ian对“飘飘”看法差未几。需要稀零指出的是，对身份的含糊和断绝亦然身份建构的一个方面(Trioden，1988)。这部分同性恋者不是通过身份的驯服，而是通过对其的含糊来完结自我身份的。

由于“飘飘”的生活方式受到许多同性恋者的含糊和批判，而很万古期以来又莫得其他身份弃取可以得到同性恋者的认同，是以他们在谈及我方或者圈内东谈主时往往用的是“咱们这种东谈主”，而不是“飘飘”或者“同性恋者”。1990年代Chou研究中的那些接受同性恋作为自我身份的东谈主，往往不是在生活方式上终点欧化，就是在公园或者公厕寻找方针，或者未婚光棍莫得朴直做事，这部分东谈主最容易被标签为信得过的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身份不适用于那些体面的和过着正常生活的东谈主，尽管他们有时也会荒诞一下我方的欲望，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得以改变，当“同道”作为一个同性恋身份出现，并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被同性恋者泛泛弃取。

三、“同道”身份的兴起：身份意志、本领翻新和全球化

上世纪90年代早期“同道”身份的出现让同性恋者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自我认同并发生接洽的身份称谓。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流行，“同道”是以前阿谁年代中国东谈主最常用的称谓。“同”有同性之意，“志”有方针、精神和标的之意。1989年香港的同性恋畅通活动家开首使用“同道”作为同性恋者的身份称谓，取的就是“同道”一词正面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很快这个称谓就在全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华东谈主同性恋东谈主群中流行开来，成为中国脉土的同性恋的身份。Chou(2000)对于“同道”的专著详确规画和比较了同道身份和同道政事在三个华东谈主社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异同。“同道”作为同性恋者的身份称谓，Chou认为有许多克己：“正面的历史参照，性别中立，去除了‘同性恋’一词固有的恶名，性别政事上冲突了同性/异性二元论，和作为原土文化身份强调社会和性的融合搭伙。”和好意思国的酷儿(queer)身份一样，同道不是一个单个身份，而是许多不同性别身份的迎合体，包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等一切性少数派。正如Chou指出的那样，同道身份具有稀零的包容性和各异性，它不但抒发出在性别身份上的各异，而且也强调了政事身份上的同质性。

Kenneth是一个在成皆和台北皆生活过许多年的好意思国东谈主。当笔者和他沿途规画同道身份时，他说碰见的悉数中国的男同性恋者，不管地域、阶级、造就布景或者婚配景况，皆毫无例外地称他们我方是同道，这让他十分诧异。从笔者的调稽察来，Kenneth对中国同性恋者的这一不雅察是很准确的。在李星河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仅仅偶尔提到“同道”这个称谓，而十年以后的今天，简直悉数笔者贯通的男同性恋者皆接受了这一身份称谓，真实是一件令东谈主惊奇的事情。在不算太长的时段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同性恋身份的形成经过中演出了关节的脚色。正如《期间》杂志指摘的那样，互联网对于亚洲同性恋社区的影响，就相称于以前的几十年中石墙暴动15在西方的同性恋社区中产生的影响。16中国同性恋者对“同道”身份的采取，很猛进程上是通过互联网完结的。在以前的10年中，同道网站在中国的发展终点速即，与同道联系的网站数量据计算达到300-400个(江晖，2005)。中国最大的驰名网站，如新浪和搜狐，皆有专门同道频谈和聊天室。许多同道网站径直以“同道”定名，比如“广州同道”(GZTZ.ORG)就是一个安身于广州的同性恋网站；“军东谈主同道”(JRTZ.NET)是一家为同性恋军东谈主和受到军东谈主眩惑的同性恋东谈主群服务的网站。有时发现的同道网站，让强意志到一个我方和许多东谈主共有的身份的存在。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运行浏览一些异邦的网站。那时我不知谈在中国也有同性恋的网站。我看到过一些带有‘同道’名字的网站，但我不知谈那些试验上就是同性恋网站，是以从来莫得掀开看过。直到客岁三月份，我左近毕业，没什么事，我就时常上网，掀开看才昭彰了，蓝本这个天下上还有好多东谈主和我有着一样的性取向。我一直知谈我是那样的，但从没料想还有这样一群东谈主的存在，而且数量是如斯的稠密，而且就生活在你的身边。”

强说的话显现群体意志在同道身份形成经过中的要紧性。浏览同道网站也让阿文发展了对同道身份的正面认同。

“高考罢了时候，鸠合运行流行。同道这个词，以前完全莫得成见，知谈有同性恋，但不会加到我方头上。其后就看了许多网上的演义，已经有的那些前辈们的爱情故事，看了以后好感动。”

同道网站亦然出产和传播同道亚文化的所在。除了同道演义除外，网站上也会传播其他与同道联系的文化居品，比如数字化杂志、鸠合电台、国外的同道影视、同道艺术作品和业余的同道影片制作等等。和附着在“飘飘”身份上那些负面形象截然有异，同道网站对于同道的全新推崇，使得同道成为一个具有眩惑力的身份认同对象。

主流媒体对于同性恋东谈主群的正面报谈为身份认同提供了另外一个要紧的渠谈，稀零是对那些在采取我方性取向方面有过剧烈抵挡的东谈主。由于在艾滋病防治服务中的出色推崇，成皆土产货的一个同道志愿者组织在2002年以后就时常出当今土产货的报纸上，这也促进了媒体对同道社区的正面报谈。抵挡于对“最佳的一又友”的复杂情愫，成成告诉笔者这些对于同道的正面报谈是若何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再行注释我方的生活。

“那时我意志到了有这样一个可能的事实(我是同道)，再加向前段时期对于艾滋话题的关注，社会关注稀零大，很天然地就会谈到对于同道的话题。那时我看了阿谁报谈以后，我斯须意志到了我方。我也仔细地想过，其后就告诉了阿谁男生(他的‘最佳的一又友’)。”

若是说对我方最佳一又友的特殊情愫遇到逶迤让成成运行质疑我方的自我身份，媒体对于同道的正面报谈则促进了他对同道身份的认同。

延庆的造就进程不高，是以他对于使用互联网和电脑很目生。打听那些同道聚会阵势，尽管其中的资格有好有坏，为他了解同道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延庆和他工场圈子里的那些男东谈主之间偶尔发生的不解不白的性关系让他感到很沉闷，他意志到我方和工友越来越大的各异，合计进军需要从身份的角度交融我方的欲望。

“有一次，他(延庆的门徒)喝了酒，他对我说，不管咱们是什么关系，师徒也罢，同性也罢，他恒久把我作为念师父看待。我内心不肯他把我当师父看待，我欢然他把我作为念一又友17看待，或者我喜欢你，你给我一定的反应，我皆会感到舒服，但我恒久嗅觉不到，是以他可能不是这种东谈主。你不是这种东谈主，我就不行强求你撒。你跟我在沿途，作念过一两次，说不定你皆很厌恶，我能对你会有什么要求呢？”

尽管延庆不得不面对我方已婚的现实，但这并不行不容他去遐想一个他更但愿领有的生活。

“你到二十八、九岁了，该受室了，奈何样若何。我若是早投入这个圈子，有东谈主倾吐的话，我就有可能坚合手不婚……若是情况允许的话，我照旧稀零想找一个这种场合的东谈主，人人皆疏通一下和战争一下。就像当今这样，我就望望东谈主家是什么生活状态，他在哪种情况下生活，他和我是不是一样。我也很想多去成皆(城里)，但莫得这个时期，莫得这个元气心灵。有的时候，心里想，投入这个群体，他们干啥子，我也干啥子，但是其后一想，就捣毁了这个念头，我历久分不诞生，心很累。”

对同道生活方式的罗曼蒂克的幻想让延庆对于现实感到愈加无奈和沉闷。

同道人人聚会阵势的出现，媒体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日益关注和互联网上同道网站的发展极地面增进了普通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意志。公众意志增进的一个成果就是新一代的男女同性恋者和老一代比较，在采取自我、设立同道身份方面更容易迈出这一步。星空是位于成皆同道时常活动的区域的一家小水吧，主要的来宾是十多岁的小女生。吧里的女孩和男孩自称是“拉拉”18和“飘飘”，尽管他们未必完全交融这些称谓背后的道理。18岁的童童在这个水吧里演出已经有些岁首了，他向笔者谈起在他就读的高中里身为同道学生的资格。

“全校皆知谈我是。我是在任高，连咱们本分皆知谈我的事。我在学校是本分的过劲助手，文艺方面皆要找我，学校本分皆还挺喜欢我的。(问：学校里还有莫得其他小飘飘？)有。我班上有一个，10班有一个，5班有一个，共4个男的。咱们班上阿谁是我带出来的。我看他有点母，我就给他说同性恋的事。10班的阿谁，他太吓东谈主了，穿吊带，穿女东谈主的衣服，被学校知谈了；5班的阿谁合计好玩，看见咱们这样，他合计好玩，也就出来了。咱们学校4个，我是咱们学校4个中最有名气的一个，走出去皆贯通我。

(问：学校同学对于这种事是若何看的？)他们就说是同性恋，是变态，但我合计无所谓，我方作念我方的事，管别东谈主说什么。既然你我方是这样的，就要有心态去应付别东谈主奈何说你，这皆很正常。别东谈主说，就听着，别往心里去就是了。从来不会因为这个不忻悦，因为我合计莫得必要。你不忻悦，你照旧要过日子，忻悦你照旧要过，那还不如忻悦肠过。既然你是这样了，你还不如承认，我可以勇猛地说我是同性恋，奈何了吗？这是我我方，我作念我我方，又不是作念给你看。”

中国人人以前并不把分歧性别范例的活动和同性恋径直接洽起来。跟着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意志的增强，他们运行把两者天然接洽起来，这就为童童完结自我贯通和评判其他“比较母”的同学，并进一步发展对于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提供了语境。

成皆男同性恋者对于“同道”身份的接受影响了他们对“飘飘”身份的贯通。一方面，那些以前在飘场十分活跃的“飘飘”们运行自称同道；另一方面，那些从不出没飘场的男同性恋者也不介意接受“飘飘”作为自我身份，因为在新的语境下“飘飘”的涵义已经发生了权贵的变化。一般来讲，成皆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既用“同道”，也用“飘飘”，但在非郑重，粗心和玩笑的对话疏通中，“飘飘”一词更容易出现。

跟着文化和身份的全球化，许多男同性恋者也接受gay的身份并自称gay。他们中的大大皆皆很年青，在中国投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过中长大(Rofel，1999)。成皆的那些年青并受过邃密造就的同道也会把英文中的gay一词挂在嘴上，和“同道”以及“飘飘”轮流使用，但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每个称谓的使器具有区别自身和其他东谈主的作用，尤其当同道在使用gay这个称谓的时候。当gay的身份最运行出当今华东谈主社会里，正如Chou写的那样，它隐含着一种阶级身份的上风。

“领有gay的身份不仅标明个东谈主对于自我的体格和同性欲望的驯服，而且是对现代西方猖狂爱情和个东谈主主义的驯服。” (Chou，2000：)

Rofel (1999)在对北京男同性恋者的研究中也发现gay身份的抒发和与异邦东谈主来往之间的接洽。

笔者的研究也支合手上述学者的不雅察。在悉数讲汉文的访谈对象中，Ian是对同性恋全球化谈得最多的一个。在咱们访谈收尾的时候，他抒发了参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gay文化的蛮横愿望。

“若是可能的话，国际同道组织应该采取天下不同地区的同道文化。由于环境的限定和空间的距离，咱们要贯通和来往天下其他地区的同道还很遏抑，若是国际同道组织能够匡助设立一些接洽就终点好了，比如应当饱读吹和鼓励不同地区之间同道的互访。国际化是现时天下的一个新趋势。”

绝非适值，Ian亦然对于社区里面的阶级各异最敏锐的，在咱们的谈话中时常用到底下的这些英文单词“classy” (上等的)、“high class” (诡秘社会)、“low” (低俗的)和“taste” (回味)。龙哥和新民皆是年过五十，有家有业的同道。由于自身具备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们有才略参与到同性恋旅游的全球化(global gay tourism)激越中。不管探寻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恋桑拿，照旧访谒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酒吧时，他们的年岁和已婚的景况和进行gay的抒发之间并不甩掉。

四、在日常生活中公开身份

作为建构同性恋身份的经过之一，公开同性恋身份(coming-out)从1970年代以来成为好意思国男女同性恋者最为要紧的东谈主生造就(Plummer，1995)，在设立同性恋社区和相沿同性恋解放畅通中演出了关节的脚色(D’Emilio，1987；Altman，1993；Murray，1996)。同性恋者公开身份发生在不同的档次上，资格了几个不同的阶段(Troiden, 1988, Risman & Schwarz，1988；Plummer，1995)。Plummer转头公开身份一般包括四个关节经过：“人人时常看到的公开身份的四个关节阶段(不一定顺从一个固定的律例)：对自我公开身份，通过自我对话，向我方标明我方的身份；在私东谈主场合下公开身份，这是第一步，在有限的范围内告诉其他东谈主——亲东谈主、一又友和共事；在公众场合公开身份，被更多的东谈主知谈，成为自我无法限制的公开的信息；临了是在政事的层面公开身份，陈述身份公开的故事成为鼓励社会变革的方式之一。” (Plummer，1995：57-58)

比年来，不少学者对于公开身份有了更多反省性的念念考。中产阶级地位和经济孤苦性是同性恋者公开身份的物资基础，那些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东谈主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此公开身份未必就能让这个阶级的东谈主获取像中产阶级那样的解放(Seidman，2002)。Chou (2000)对于同道政事终点要紧的论点之一，就是批判性地注释公开身份在中国的适用。他认为同性恋者公开身份是好意思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款下的产物，是与好意思国价值中的个东谈主主义、权力意志、自我抒发、在大皆市中高度的匿名性以及性是界说自我的首要表率等相稳当的，是以不行够理所天然地照搬到中国来。Chou同期认为，这样不加月旦地照搬，不仅是强加西方的同性/异性二元论，改变中国原有的对于性的辨证和活泼的交融，而且不顾其他的身份和各异，把性的各异完全化和首要化。

笔者同意Chou在探索同道自我增权策略的经过中，终点要紧的是要迎合土产货的试验情况，但是，笔者不同意他对公开身份过于疏忽的界说。着手，公开身份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经过，“公开”和“不公开”莫得完全的各异，而是相对的。公开身份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经过许多的阶段。笔者研究中的绝大大皆访谈对象皆已经在向我方或者在私东谈主范围内“公开”了身份，他们皆接受同道作为自我的身份。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我方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并未在公众眼前完全公开身份。第二，许多男同道可能莫得“出柜”，但在同道圈里却是公开了的。Chauncey(1994：7)在书中写到公开身份在战前的好意思国具有终点不同的道理。“同性恋者在战前的好意思国说到公开身份，并莫得今天咱们所说的从‘橱柜’里出来的道理，而是在同性恋的天下里已经亮相了。同性恋者的天下并不微细，莫得与世遮盖，也莫得‘橱柜’这个词所蕴藏的那样暗藏。”在笔者研究的参与对象中，他们的身份在同道的天下里，或多或少是为东谈主泄露的——不管是两三个亲近的私东谈主一又友，照旧在一个更大的同道圈子。第三，Chou对于公开身份(coming-out)的交融过于狭义，似乎只好好意思国那样的公开身份才是唯独的方式。公开身份并不一定会是对抗性的，通过策略和技能的哄骗，公开身份不需要进行正面对抗，也能进行不雅点的抒发。笔者在前边规画成皆的同道时常在特定的茶室里聚会，由于聚会阵势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笔者认为同道在这样的人人阵势出现，其实亦然公开身份的一种方式。

尽管笔者研究中的绝大大皆同道从来莫得声称他们是同道，但这并不虞味着他们是完全遮掩着的。笔者发现同道时常会哄骗不同的策略去顶住日常生活中需要公开身份的场合，尽可能地保合手真实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均衡，调养一个齐整不二的公众形象。作为土产货大学校园里终点活跃的同道畅通的积极分子，彩虹是为数未几的几个勇于在公众场合进行径直身份抒发的访谈对象之一。

“大二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谈德造就》的课程。每个宿舍要选一个代表作念课堂演讲。我所在的宿舍让我去作念，是以我就利用这个契机公开‘出柜’了。其他学生在演讲的时候，人人根底不稳重听，不才面聊天。我必须让人人把稳重力转过来，是以我一上去高声说的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悉数东谈主坐窝安静下来，然后我就连气儿作念了演讲。”

正如他的网名所要抒发的那样，彩虹19是一个炫耀的同道，在校园里衣服平正的彩虹T恤到处活动。当其他东谈主问他是否交了女一又友的时候，彩虹老是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方喜欢男东谈主。东谈主们驯服很惊怖，但彩虹说他必须告诉他们对于我方的真相，这亦然对他们的“造就”。

宝荣在土产货的一家媒体机构服务，当东谈主们质疑他的性取向的时候，“默许不解释“是他弃取的策略。

“有的时候，我的共事忽然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听到半夜的时候我的床边有另外东谈主的声息，他们就会问——刚才我好像听到的是个男的照旧女的？我就很自在地给他讲，男的。我不会讲其他的东西，我只回答你提议的问题。我不会去讲我带了男的回家，还作念了爱。我不可能讲，他也不可能去问。有东谈主拿出了个选好意思，比如天下姑娘的玉照，他可能就拿给我看，问我找女一又友我会找谁？我就说我谁皆不要，别东谈主就会说你有病啊，要么你就是同性恋。眼神很毒，我就说你的眼神很毒。”

他接着陈述一个异性恋中心的社会里具有讥诮意味的一面。

“我就这样回答，但是往往别东谈主，你越是淳厚的时候，别东谈主越是不信托你，很奇怪的。我的生活，我越自在，反而莫得东谈主……是因为他不肯意正视。我认为是主流不雅念不肯意正视有一个同性恋者就生活在他们中间。而且你越自在、越大度、越慈祥，他越不信托，因为他认定你应该是个他们表率认定的异性恋者，归正悉数好的，好意思的，他们甘心往异性恋上引。这可能就是魔鬼同性恋者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若是你是同性恋者的话，你一定要有逃避和隐藏、鄙陋，当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他可能更会认定你是同性恋者。”

因为普通大众对于同性恋表象的不柔软和不敏锐，是以宝荣能够在对话中作念文章，而又不会引起来自他东谈主的敌意。

Michael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外科医师，亦然我研究的同性恋者志愿组织的开拓成员之一。“只作念不奏”是他在生活中处理身份问题的方式。

“向我父母率直，我花了很长的时期。最运行的时候，我就在书架上放了许多对于同道的书本，他们皆看见的。然后我从来就只带男性一又友回家，从来莫得女性一又友，到我临了给他们讲差未几花了两年的时期。”

Michael在服务单元也不逃避这个问题，

“我不知谈他们到底意志到莫得……我合计他们中的许多东谈主皆是可以通过其他渠谈了解到的。比如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雇主的浑家是中英式样的巨匠之一。咱们时常在沿途开会，我一般是以同道巨匠的面容出现。我在会上的发言驯服会对我我方的同道身份有所推崇，但他们从来就莫得向我拿起这个事。在我我方科室里，我时常在他们的眼前讨论同性恋的话题，让他们意志到同性恋表象，或者艾滋病的问题。我合计咱们科室里的医师从来就没发表过任何负面的指摘。当他们知谈我作念的事情后，还主动提议要匡助。咱们科室的主任有一次，咱们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他谈起好意思国对于同性恋婚配的争论，问我是什么看法，我就给他讲了我的看法。”

中国文化对于同性恋婉曲不清的派头，使Michael可以不是通过话语，而是以行动进行同道身份的抒发。

有的访谈对象弃取开玩笑的方式去顶住别东谈主对我方性取向的好奇。海松周围的东谈主麻烦这个大帅哥奈何就从来莫得交过女一又友，因此联系他是个同性恋的闲话时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流传。

“当今的社会对这样的事情是洞开了许多。有时真有东谈主径直问我你是不是同道。比如这个礼拜就有一个女孩问我是不是在过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我就反问她：‘你是不是知谈谁被我肛交过吗？’她立马哑口无语，好尴尬哟。”

赞佩的是，也许恰是因为这种直抒己见的脾性，海松在一次单元举行的圣诞晚会上被公司的女性共事保举为“最具须眉气概”的职工。

公开身份不一定需要径直说我是同道，或者上街参加同道炫耀的游行。对于成皆的同道来是说，最常用的公开身份的方式就是抵制异性恋的婚配。Paul是一个在成皆服务的好意思籍华东谈主，他终点高超地指出中好意思同道在身份公开上的文化各异。

“在好意思国，东谈主们见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出柜了吗’，这边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受室了吗？’或者‘你贪图受室吗’。”

保合手光棍状态是同道向主流社会发出的公开身份的婉曲信息。海松追究起10年前他的母亲第一次和他就亲事进行的正面交谈。

“那年我25岁。我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和女孩子约聚。我说我不喜欢。然后她说，你有风趣吗——你是不是要过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你知谈那会终点累的。你想没想过你老了以后奈何办？再说，你也容易得病。”

自从那以后，海松的家里再也莫得提过受室的事情了。在和男友同居9年后，林涛终于在两年前向他母亲率直了我方的同道身份。

“两个男的成天生活在沿途，确切是一又友那么疏忽？不太可能，对吧？父母也不肯意朝这方面去想，就是窗户纸的事，其实旁东谈主一看就识破掉了。这是同性恋，两个大男东谈主生活在沿途，驯服不正常。可他们不往这边想，他们想你们是功绩伙伴，你们这样住沿途，会不会迁延东谈主家？她可能有阿谁嗅觉，因为我妈亦然学问分子。有时候话到嘴边，她想求证，我皆给她堵且归了。唐突是客岁，她是张罗给我先容一又友。有一天她让我且归，我心里嗅觉就是这个事……某某可以，我就说再说吧？她问我什么时候给她恢复，我说电话接洽，然后就且归了。两天后，她又问起，我说算了吧。她说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就是同性恋。她说，你不是结过婚吗？我说正因为我结了婚，才知谈我是同性恋，从小就是，一直就是。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得艾滋病？我说我出淤泥而不染，一般不会。她说你好之为之吧，我方弃取的，就把电话挂了。家里的亲情也就莫得了，那时我嗅觉算了，管他的。圮绝，隔了两天，她又打电话，让我到我昆仲那里去玩，一家东谈主皆以前，这个事情就好像莫得一样，就算罢了。”

Lunsing (1999)在研究日本东谈主对于同性恋的派头后发现，东谈主们对同性恋的负面的派头并不势必代表发自内心深处的厌恶，而是出于一种源于传统的偏见和无知。事实讲解一朝偏见被学问取代，这样的派头很容易被改变。林涛的母亲也许对于同性恋不甚了解，但她对我方的孩子是知根知底的。当她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同性恋的时候，她的派头就会改变。

同道随时皆会斟酌在公开场合中标明同道身份的利弊。同道对于是否公开身份取决于周围东谈主可能发生的反应，他们会在评估后作念出决定。正如Plummer (1995：120)所说：“只好故事有东谈主倾听的时候，才会有东谈主去陈述。”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事变革运行让普通的中国老匹夫有了富裕的心思准备去倾听这样的“公开身份”的故事。20从同道自身的角度看，跟着时期的推移，他们公开同道身份的愿望会变得愈加蛮横，稀零是当他们到达身份固定的阶段(Troiden，1988)。狡饰我方的性取向，让个东谈主无法整合内心和外皮，抵挡在真实和谣喙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身份与否便成为事关谈德评判的决定了(Seidman，2002)。

五、论断

笔者认为，对于同性恋表象，研究的稳重力应当从活动转向身份，从关注同性恋活动的生物学和心思学基础，转向探讨同性恋身份的出现、发展和变化的结构性社会基础。中国国度经济、政事和文化的变迁，是同性恋推崇理论从活动向身份变化的最根底的原因。21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启程，通过对成皆的同性恋东谈主群的实地视察，对于现代中国同性恋身份出现的经过进行了以点代面的呈现。

着手，建构主义认为同性恋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在文章前段，访谈对象对于以往同性资格的回忆，更多的是从欲望的角度陈述的；身份的出现则是和其青年活中一些要紧“际遇”——传统的同性恋聚合阵势、破钞主义文化和个性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发展、媒体对于同性恋报谈的解禁和关注、东谈主员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动等等，接洽在沿途的。这些要紧际遇促进了访谈对象从身份的角度再行讲解和交融个体的生活体验，而对日益洞开的同性恋社区生活的参与则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身份意志。

其次，文化和地域各异对于同性恋的身份建构经过有着卓绝的影响。正如Rofel (1999)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同性恋身份的建构具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钤记。在笔者的研究中，“飘飘”身份的形成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的赞佩不无关系，而“同道”身份的流行则很猛进程上依赖于这个称谓所具有的正面和积极的历史参照道理。对于同性恋身份建构道理上的公开身份，笔者的访谈对象莫得照搬西方的方式，而是哄骗不同的策略去顶住日常生活中需要公开身份的场合，尽可能地保合手真实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均衡。此外，成皆的地域文化在土产货同性恋身份建构中的影响也相称深刻，特有的茶室文化援助出了同性恋东谈主群的人人空间，并具备了社区的特征。

再者，本文通过对成皆男同性恋者身份从“飘飘”到“同道”和gay的演变，揭示了土产货同性恋活动和身份组织方式的变迁。尽管今天成皆的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轮流使用上述三个同性恋的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事内涵，尤其响应在社区建构和动员的经过中。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土产货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中国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阐发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如斯，由于“飘飘”身份固有的社会恶名，很淡雅到大大皆同性恋者的认同。“同道”身份的出现和流行，填补了同性恋东谈主群中的身份认同的空缺，极地面鼓励了中国现代同性恋推崇理论从活动向身份的转机，进而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并进一步为以同性恋的性别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畅通的出现创造了可能。

注释：

1 对于同性恋东谈主群来讲，2005年是有着稀零道理的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视察》栏目在一年之内，对于中国同性恋东谈主群和艾滋病景况进行了三次报谈，尤其是2005年8月8日播出的第三次稀零报谈《以生命的理论》，第一次从尊重东谈主性的角度对于同性恋者的生活进行了推崇；同庚8月1日，新华社下属的《环球》双周刊的封面出现了权贵标题：“30，000，000：中国同性恋之困”。该期对于同性恋的稀零系列报谈不仅探讨了现代中国同性恋东谈主群濒临的诸多窘境，而且也对这一东谈主群数量之稠密给了一个官方的说法。数周之后，复旦大学告示对本科生开设“同性恋研究”全校公选课，邀请联系巨匠和同性恋者沿途探讨与同性恋相关的健康、法律和社会事宜。尽管公选课的限额仅有100名，却眩惑了远远超出这个数方针学生的风趣。这门课在开设经过中，恒久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2 比如，中国现代有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在近期出书的一部研究同性恋的合著中，仍然包括了“同性恋的防治”的章节，坚合手同性恋是病态，需要治愈的贯通(刘达临、鲁龙光，2005)。可见同性恋问题病理化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树大根深的进程。

3 张北川(1994)和李星河(1998)皆对同性恋的成因作了规画。

4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2004-2005在成皆市所进行的两次境界视察，弃取的研究表率是参与不雅察和个东谈主生活史深度访谈。参与不雅察包括参加当地一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的各种活动，深入当地的各种同性恋者聚合场是以及出席私东谈主聚会。这些活动在笔者的境界研究札记中作了详确记载。经过圈内东谈主士的先容，笔者驯服了深入访谈的当先参与者，然后通过他们的外交鸠合，又接洽到其他的参与者，临了共完成58例个东谈主深度访谈。绝大大皆访谈皆是在参与者的许可下进行的现场灌音，少数几个是由笔者作念札记。在样本弃取时长途各种化，从而响应出这一东谈主群在年岁、造就进程、做事和伴侣景况的固有各异。研究触及的悉数参与者使用的皆是化名，对部分参与者的做事终点他社会特征作念了改造，以便更好地为参与者的身份守秘。

5 在笔者完成58例个东谈主深度访谈中，包括49例男同性恋者和9例女同性恋者。诚然仅仅基于一个如斯小的访谈样本，女同性恋者的生活资格，稀零是在身份形成和社区建构方面与男同性恋者存有较大的各异。为了不使少数样本在本研究中被角落化，笔者决定将采集的女同性恋者的数据留作以后的研究使用，本论文只聚焦男同性恋者。

6  《纽约时报》就曾报谈，计算有150，000男同性恋者生活在深圳这个侨民城市里。隔离家乡亲东谈主的敛迹，和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同性恋者可以解放地弃取向往的生活方式。Elizabeth Rosenthal.2002.“Gays in China Step Out，With One Foot in Closet.” New York Times. (12 April).

7 成皆的同性恋者皆自称“同道”。这一称谓在1980年代末期着手为香港的同性恋者使用，其后速即在通盘华东谈主社会中流行开来，成为同性恋东谈主群自我认同的身份。“同道”身份的由来详见后文。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和本文的写稿中，笔者对同性恋者一般使用“同道”这一称谓，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这是顺从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的学术范例，弃取研究对象自己使用的术语；第二，这是尊重研究对象的需要。由于“同性恋者”一词固有的病理学内涵和负面的社会道理，许多同性恋者反感这一称谓，这是具有正面历史道理的“同道”一词被这一东谈主群泛泛接管的要紧原因。

8 成皆有名的一家同性恋者酒吧。

9  “儿气”在土产货方言中是须眉气的道理。

10 Coming out是英文coming out of the closet的疏忽说法，痛快是从橱柜里站出来，扩充为公开同性恋的身份。

11 英文痛快是躲在橱柜里的道理，指同性恋者向公众狡饰我方的同性恋身份。

12 稀零感谢Charles Damien Lu博士拍摄的沈阳的同道扭秧歌演出者的照片，并指示笔者属意在中国同道空间的地区各异。

13 详见笔者的博士论文Wei(2006)。

14 源于英文sissy，意指女性化。

15 1969年6月28日凌晨2时，在纽约格林尼治村，侦察挫折了石墙酒吧。主顾与聚合在外面的男女同性恋者们疾首蹙额，第一次奋起违背，这就是有名的“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它被认为是好意思国同性恋解放畅通的开端。好意思国其后驯服每年的6月为“同性恋炫耀月”，也来源于此。

16 “Boys Night Out：We’re Here. We’re Queer. Get Used to it. Can Singapore Accept Its Gay Community?” 《期间》(国际版)，2001年3月19日，第37页.

17 成皆的同道时常名称和他们保合手历久关系的东谈主为“一又友”。和“男一又友”的名称比较，“一又友”的名称莫得那么露骨，也更非郑重些。

18 意指女同性恋，源于英文的Lesbian.

19 彩虹是西方同性恋解放畅通的要紧标志形象。

20 见(Wei，2005)，该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的副研究，磨练东谈主们(异性恋)对于同道迎面“出柜”的反应。笔者发现东谈主们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反应是复杂而不乏反省的(reflexive)的。他们的谈吐中时常包含一些看似冲突的话语和不雅念。通过对于这些冲突的分析，笔者得出该文的中枢论点：东谈主们必须哄骗那些仿佛首尾乖互的不雅念去交融同性恋表象，同期为他们对同性恋的派头进行诡辩。在对话中出现的这些冲突的话语，不是由于某种情愫上的“惊怖”形成的，而是在咫尺中国文化价值和社会不雅念急巨变迁的大布景下发生的。这种变迁为东谈主们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启程去交融和阐释同性恋表象提供了新的语境。

21 在笔者的博士论文(Wei小77论坛文学欣赏，2006)中对此有详确的磨练。